达斡尔族

为什么说溥仪入东北组建“伪满洲国”对中国抗日有巨大的恶劣影响？因为民国时期，清朝遗老遗少仍在，而且有巨大影响力，在他们的观念中，溥仪就是国家，他们跟从溥仪，并非是想当汉奸，而是为溥仪尽忠、要光复大清。随着溥仪倒向日本，许多跟从、亲近溥仪的有能力者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日本侵华，这就是溥仪的光环效应，也是日本扶植溥仪当傀儡的逻辑。这些因溥仪而当汉奸的人，著名的有“甲骨四堂”之一的罗振玉（号雪堂），还有因抗日而死的凌升。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凌升的故事。

一、入仕

凌升，1886年出生于呼伦贝尔官宦世家，达斡尔族，其父为呼伦贝尔副都统。凌升自幼精通满汉双语，其成长时期，恰逢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，先有甲午之耻，再有八国侵华，最后清朝灭亡。清末民初，一片大乱，这也坚定了他报国、保境、安民的志向。

民国初期，民国政府秉持优待遗老遗少原则，对清末少数民族封建官僚大多礼遇优待，凌升也继承父亲官职，先任呼伦贝尔副都统，后又担任额鲁特旗总管、黑龙江省公署咨议。张作霖确立东三省霸权后，凌升也被召入张作霖幕府，担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顾问。徐树铮任蒙疆经略使收复外蒙时期，凌升因有丰富的对蒙治理经验，而一度担任蒙疆经略使公署顾问。凌升最高官职是北京中央政府咨议，堪称呼伦贝尔出现过的最高领导，也是达斡尔族最高代表。

凌升（左一）

二、爱国

凌升任职地方期间，恰逢俄日对东北蚕食鲸吞，日俄都曾对凌升辖地发动过侵略，凌升很好地维护了地方利益。

过了好多年月，我在一篇小说里，读到了对三大河之一——叶尼塞河的描述。作者坐一架小飞机飞往他在西伯利亚的故乡，机上的座位都被各种贩夫走卒、各种乡下人、各种酒鬼和目不识丁的农妇一抢而光，他，一个从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进修回来的知识分子，只好站在机舱里。

1917年，日本发动了满蒙独立运动，鼓动民族败类在满蒙地方造反，意图分裂东北。其中蒙奸巴布扎布率匪贼两千人攻占呼伦贝尔城。为了保护老家，凌升四处沟通爱国蒙族，组建了蒙旗联军，克复呼伦贝尔，有力地打击了匪军。

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，受俄国支持的外蒙分裂反华势力失去依靠，分裂运动陷入低迷，外蒙爱国势力恢复，外蒙回归祖国的呼声高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北京政府顺势收复外蒙。为了巩固对外蒙的统治，同样作为“自治区”的呼伦贝尔在凌升等人运作下，主动向北京递交了取消“自治区”的申请。1919年12月下旬，呼伦贝尔自治政府通电北京中央：“因外蒙古……将治权归还中央”、“呼伦贝尔所有区域商请仿办”。自此东蒙被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。

1928年，已经是东北地方重要政治人物的凌升参与了中东路事件。张学良为了收复国权，发动了对苏战争，但东北军很快被苏军击败，苏军反而攻入东北境内，占领了呼伦贝尔的海拉尔等地，张学良被迫和苏军签订协定，双方势力恢复至中东路事件前。

影视剧中的晚清遗老

苏联控制海拉尔期间，组织了维持会，凌升担任维持会长，充当傀儡。为了促使苏联撤军，凌升和苏联私下协定，如果日苏发生战争，凌升和呼伦贝尔要支持苏联，由此苏联才快速撤军。在此事件中，凌升的行为是卖国还是委曲求全？当时苏联秉持沙文主义，强占海拉尔，虽然当时的苏军不像沙俄军队那样奸淫掳掠，但也不干净，所以督促苏联撤军为第一要务，因此凌升以口头承诺换取苏联撤军，应该说是利大于弊。

中东路事件中苏军缴获的东北军旗帜

三、成为“汉奸”
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夺取了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地区。鉴于此地中国人口太多，日本采取了间接统治、以华制华的办法，将废帝溥仪迎来长春，立为傀儡。虽然此时已经进入共和民国近20年，但溥仪对遗老遗少的影响仍旧巨大。在溥仪的感召下，许多人都加入了“伪满”，其中就包括凌升。凌升等人没有意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，反而还幻想大清复辟成功。

影视剧中的溥仪

伪满时期，随着日本人獠牙的暴露，东北百姓生活更加困苦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。尤其是在日本人奴化教育下，凌升深感民族危机深重，因此他对日本人展现出了巨大的离心倾向。

首先，凌升拒绝认日本人当祖宗，当时“伪满”有许多官员赴日观摩日本的天照大神神社，并按日式礼节参拜，而凌升拒绝媚日，以这是日本神社为由拒不参拜。

其次，凌升让其子、和溥仪四妹订婚的伪满“驸马”、伪满宫内府侍从官（溥仪的跟班，前途不可限量）色布精太离开伪满皇宫，弃官从学，入哈尔滨铁路法政大学学习俄语，以此来表达对日语的不满。

“伪满”的教育

四、公开抵日

1932年10月，黑龙江哈满护路军司令苏炳文在海拉尔通电抗日，宣布成立“东北民众救国军”，随后苏炳文清除北满日本特务，凌升代表地方政府予以支持，并拒绝了日本驻海拉尔特务头目寺田申请的政治庇护。苏炳文撤入苏联前，留给了凌升一些军火和子弹，并手书“铁血救国”袖章，以激发凌升抗日热情和保境安民的责任。

“伪满”军队

1935年，日本为试探苏联反应，用自己的傀儡“伪满”进攻苏联的傀儡外蒙，制造了“哈拉哈庙事件”。随着日本进攻的失败，日苏之间转而在满洲里进行和谈。满洲里和谈直接刺激了凌升的抵日情绪。因为满洲里和谈名义上是“伪满”和苏联的和谈，凌升是和谈首席代表，但实际上这个首席只是个花瓶，毫无发言权，日本副手斋藤主导了一切。这次和谈将“伪满”傀儡政权的性质展露无遗，极大地刺激了凌升的自尊。随后凌升和斋藤争辩，日本为了试探“伪满”地方派态度，也对凌升威逼利诱，引导凌升按日本的方案发言，凌升坚决拒绝，最后谈判破裂。日本旋即将责任推给凌升，凌升和日本矛盾更加突出，日本也认为凌升是“不老实的人”。

满洲里会议

1936年3月，在长春召开了兴安四省省长会议。会上，“兴安北省省长”凌升公开抨击日本制定的“满洲国”国策，即坚决反对从日本引入开拓团进入兴安四省；坚决反对以日语作为“满洲国”国语等殖民政策。至此日本对凌升的耐心终于耗尽。同月，日本在海拉尔等地的特务、宪兵紧急出动，开始清洗凌升的势力，凌升心腹20余人全部被捕。

3月29日，凌升返回海拉尔，旋即被日本以“通苏通蒙”的罪名逮捕。在狱中，他遭到严刑逼供，但对罪名一概不认。最后在长春军事法庭，日本判处凌升死刑。死前，凌升用满文写下千字遗嘱，大意是：我将被日本人杀害，原因是我保护地方利益，不愿做亡国奴，因此引起日本仇恨，但我问心无愧。

4月14日，凌升被剥夺一切荣誉和称号，25日在长春被枪杀。

文史君说

凌升作为抵日的代表，他的死就是日本对“伪满”中抵日势力的警告。伪满中的确有许多人是主动带干粮投奔日本的汉奸，但从成分上看炒股配资的风险，这些人大多是地痞无赖土匪马贼出身，多为中下层，“成就”有限；而“伪满”上层高官、高级知识分子中，有一些人同凌升一样，不是投靠日本，而是效忠溥仪，维护的是大清。这些人都是旧贵族、旧知识分子，是在效忠一家一姓的错误思想的指引下，成了“伪满”的官僚，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日本侵略。从这就能看出溥仪投敌的恶劣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