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员曾说，张国焘叛逃炒股开户配资平台，连身边的警卫员都带不走。并不是说张国焘个人魅力不行，而是说我们的军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，不是哪个私人的武装，军队里的人都听党的话，而不受哪个人的派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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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员和张国焘

张国焘在1938年变节叛逃，到国民党去成了一名死硬的反共分子，从一名共产党员变成“反共分子”，实在是令人唏嘘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张国焘叛逃，除了带走他的妻子以外，他连一个兵，甚至就连他的贴身警卫员都没能带走，这就显示了我们制度的严密性和优越性。

自从南下失败之后，张国焘便率领部队垂头丧气地北上陕北。由于坚持南下造成的重大损失，以及另立“中央”，企图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恶劣行径，张国焘来到陕北后就一直惴惴不安，害怕中央对他进行惩罚。

实际上，当时中央秉持着“惩前毖后”的想法，只是在工作会议上，对他进行了批评，并没有给他更大的处分，不仅如此，中央仍旧让他兼任行政要职。然而，张国焘却认为党已经容不下他的，迟早会找他“算账”。

被这种想法支配的张国焘，心中逐渐产生了叛逃投敌的想法。那段时间，张国焘别的事没干，专琢磨应该怎样脱离延安。

由于出逃事关重大，搞不好就会彻底身败名裂，所以张国焘没向任何一个人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就连自己的妻子杨子烈也没有告诉。

一直到1938年的清明节，机会来了。

那时在陕甘宁边区的一个中部县，有一座黄帝陵。西安事变以后，一到清明节，国民党都要从西安派出代表，前往黄帝陵致祭，同时他们还会邀请陕甘宁边区政府，派出代表作陪。

对此，我党非常乐意，因为国共同祭黄帝，不仅仅是国共合作的象征，而且还有利于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操。

在1938年清明节这天，国民党准时发出了邀请，党中央收到邀请之后，经过讨论决定让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，去祭拜黄帝陵。

中央其实一直把张国焘的担忧看在眼里，所以这次才特意让张国焘，作为代表去陪国民党代表祭黄帝陵，中央就是想以实际行动告诉张国焘，不会发生他所担忧的事，只要他知错而改，他仍然是党内的好同志。

但显然张国焘并没有感受到中央的用心良苦，反而在心中暗喜，脱离延安的机会终于来了。1938年4月2日，张国焘带着秘书陆煜、警卫排长何福圣、警卫员张海，还有保卫局临时派来，临时负责张国焘安全的一个特务班，从延安出发，前往黄帝陵。

4月4日，张国焘一行人抵达目的地。国民党代表蒋鼎文，热情地与其打招呼，当天，张国焘一行人，以及蒋鼎文一行人便下榻在中部县一个宅子里，张国焘等人住在二堂，蒋鼎文等人则住三堂。

当晚，张国焘在洗漱过后，便对秘书和警卫员们表示，他要和蒋鼎文商量一下明天祭黄帝陵的事。说罢，张国焘便立马前往三堂，一直聊到了半夜。

蒋鼎文

4月5日，清明节到了，国共两方代表共同祭拜了黄帝陵，当天祭奠场面很隆重，也十分热闹，一直进行到了晚上。

由于祭奠活动进行了很久，大家回到住所后都非常累，唯独张国焘十分精神，脸上的笑容就没消失过。张国焘和众人交代了一番，便又跑到了三堂，这次俩人聊天结束的时间更晚，一直到凌晨2点多，张国焘才回到二堂。

张国焘回来时，警卫员还没睡，毕竟他们要保护张国焘的安全，不敢睡。有警卫员问张国焘，是不是明天就回延安？但张国焘却说，他明天还有事要去西安找林主席。这个林主席，即陕甘边边区政府驻西安办事处的主任。

众人不解，不知道张国焘还有什么事要找林伯渠，但更多的是着急，因为在他们出来之前，毛主席叮嘱他们在祭奠完黄帝陵后，就马上回延安。现在回程时间已经被耽搁了，难道还要再耽搁一天么？

但张国焘态度很坚决，如此一来，大家便认为他确实急事需要商量，便也没再反驳。等到第二天，张国焘便让其他人回延安，他则带上警卫排长何福圣、警卫员张海书坐上蒋鼎文的汽车前往西安。

然而，到了西安，张国焘却并没有去八路军办事处，而是住进了蒋鼎文安排的豪华的西京招待所。在这里，国民党官员会见了他。这时候，随同张国焘而来的人，也感到不对劲了，但一时还猜不透他到底想干什么。

不过到了晚上，他们就明白了。当天晚上，张国焘把何福圣叫来自己的房间，何福圣一进门，张国焘便对他说，自己不回延安了，准备去武汉。

何福圣跟随张国焘，已有整整六年的时间，一瞬间，何福圣就明白了张国焘的意思，他是准备叛逃啊！平地惊雷起，何福圣懵了，他愣愣地盯着张国焘，半饷说不出话来，他实在是没想到自己保护了六年的首长，竟有这样想法！

张国焘还在继续说着，说希望何福圣能和自己一起去武汉，但好半天张国焘都没听到何福圣的回答，这才发现了何福圣的异样。

晚年张国焘

何福圣此时也已反应过来，他干涩地说，自己不想去武汉，还是想要回到延安。张国焘沉默了，许久，表现出通情达理的样子，说尊重何福圣的选择。而等何福圣离开之后，张国焘却是气急败坏。

实际上，张国焘早预料到了清楚何福圣的选择，但他有侥幸心理，认为或许自己可以说服何福圣和他一起离开。

而现在张国焘的幻想破灭了，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有幻想，在后来投奔国民党不久，张国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，要求警卫员张海将自己的行李送到武汉。张海是张国焘的贴身警卫员，他带不走何福圣，便想要带走张海。

不过，张海在得知详情后，却义正严词地拒绝了，他对周恩来说：“我是个共产党员，难道他（张国焘）不革命，我也不革命吗？”

张国焘很快就得到了回复，这下他的幻想是彻底破灭了，他也终于接受现实：自己叛逃，却连一个警卫员也带不走。想到这里，张国焘愤恨起来，要不是毛泽东，何福圣和张海都不会拒绝自己！

这不禁让人疑惑，这和毛主席又有什么关系？其实，还真与毛主席有关，让我们把时间往回倒退到1927年。

1927年是我党革命十分严峻的一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与迫害，让我党意识到，独立掌握军队，以及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。

8月1日，南昌起义爆发，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，同年8月7日，在汉口召开的“八七会议”上，毛主席首次提出了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理论。这之后，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起义不断爆发，我党的军队慢慢壮大。

然而，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期间也出现了挫折，这些挫折影响到了起义部队，部队中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，开始动摇了，部队整体状态越来越差，不仅有掉队的情况，甚至还出现了投敌的情况。

面对这样的情况下，毛主席认为有必要对部队进行整顿。

毛主席认真分析了部队乱像频发的原因，认为想要解决这些问题，让我们的军队永远是一支信念强大的铁军，就必须使用政治建军，在部队中发展党员，增强党在部队基层的力量。

1927年9月，当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后，毛主席在这里进行了举世闻名的“三湾改编”。在改编中，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“支部建在连上”的决策，这一决策为实现党领导军队，起到了重要的组织基础。

而从此刻开始，起义军就不再是普通的起义军，而是变成了古往今来，从未有过的人民子弟兵。经过改编的部队，不仅思想水平有了显著提高，更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，因为这是一支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的部队。

例如长征时期，我军在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，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，以及群众纪律，坚决做到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、抢不开枪。

1929年，古田会议召开。会议中，部队整训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，而部队整训始终围绕一个目标：党管军队，努力锻造政治更合格、纪律更严明、作风更文明的部队。

此后，政治整训在部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，红军从此成为了“永远跟党走”的部队，更是脱离了私人武装的局限性炒股开户配资平台，成为集体领导下的武装力量，哪个人也带不走，哪个人也拉不走。